“學以聚之，問以辯之”，“紫禁論學”以故宮學術為平臺，匯聚各路專家學者，就故宮某一領域中的學術成果或新的學術觀點進行探討，各抒己見，既遍游廣大寬宏的領域，又深入到精妙細微之處，溫故知新，敦厚崇道。

　　1月24日下午，紫禁論學第二期“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延續第一期“香雪與乾隆”的熱潮，在研究室資料室順利舉辦。王軍、章宏偉、王子林、張淑嫻、李文君、周乾、徐斌等主談。來自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展覽部、宣傳教育部等院內多個部門的青年業務人員及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兩位嘉賓到場參與。本次活動由故宮研究院主辦，研究室資料組承辦，研究室主任王子林研究館員主持。

　　首先，王子林簡要介紹了本期紫禁論學討論的主題——王軍研究館員最新力作《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以下簡稱《堯風舜雨》）。本書對元大都規劃思想進行了深入研究，通過對鼓樓、鐘樓等地理位置的確定，將元大都上升到文化層面，建立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這是與以往建筑史和城市規劃史著作最大的不同。本書通過論證元大都規劃為探索中國古代營建制度的文化譜系提供了重要案例。本期“紫禁論學”將圍繞王軍老師《堯風舜雨——元大都規劃思想與古代中國》這本書展開學術對話和討論，下面先請王軍老師給我們談談這本書的內容、研究方法及學術觀點。

　　王軍研究館員分享了《堯風舜雨》一書的著述歷程和創作感悟并就新書做了介紹，他介紹說《堯風舜雨》分甲、乙兩篇和余論三個部分。甲篇是“齊政樓名稱方位考”，開篇是對元大都南北向的鐘鼓樓布局進行分析，指出元大都城市規劃所用的鐘鼓樓制度，辨析學界的爭論，提出齊政樓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其后，主要對《尚書?堯典》中的“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進行考證判別，解釋了“齊七政”的天文學含義。緊接著，梳理了歷代推演上元的情況，并著重闡述了歷代以來的天命觀與正統觀，突出了齊政樓的重要歷史意義。然后，通過爬梳《析津志》《日下舊聞考》等文獻，考證齊政樓的方位，并對中心閣的建筑性質、萬寧寺的變遷作了考察，得出齊政樓取象北極的結論。最后，對元大都中軸線東偏微旋作了研究，在明確了齊政樓、中心閣、中心臺關系后，重申元大都中軸線與明清北京城中軸線相重合的觀點，并指出中軸線東偏居丙午之位，逆時針微旋有避四正之忌的原因，說明了元大都中軸線是天文、地理、人文疊加影響的結果。

　　乙篇為“元大都規劃的陰陽法式”。首先就古代造制度的思想內涵做了總體剖析，再通過月體納甲的方法推導出了元大都規劃中的健德門、安貞門取義“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并以兩門為基點作一系列繪圖，以說明元大都內乾坤交泰的格局。其后，對傅熹年先生指出的元大都存在的兩種模數體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從易學與數理方面做考證。然后，重點闡述了6/7、9/7等比例關系在古建筑，尤其是紫禁城營建中的運用，并從數術的角度出發，認為這些比例關系表達了“道生一”“天地之中”等文化含義。同時，對十一之數的應用，也作出了“天地之合”的解釋。最后，將元大都的水系與星土分野結合，指出元大都包括明北京城的規劃都是因循析木之次幽燕分野，體現了古代文化對天地和合的追求。

　　余論中，強調了古代中國不僅不因朝代更替而道統滅失，而且還成為了統一多民族國家且不斷發展壯大，其原因唯賴中國固有之文化制度的存繼與傳承。

　　王軍指出城市規劃尤其是都城的規劃有著完備的思想體系支撐。本書關注元大都規劃的思想內核，還原了古代城市規劃理念。不糾纏于枝末的考證，直指根本，是在理論探索研究上的創新。同時，要回應歷史問題，齊政樓及元大都的出現，是元帝國統治者自詡為堯舜傳人的標致、加入中華民族的象征。正如徐世隆向忽必烈進言所說：“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在中國在元帝國時期，道統未亡，天命存繼。


　　王軍研究館員發言之后，各位主談人紛紛圍繞《堯風舜雨》一書及元大都營建的相關問題發表觀點并進行熱烈討論。

 

　　章宏偉研究館員首先分享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本書嘗試對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一個大問題——“崖山以后無中國”做出自己的回答。本書提出元大都規劃思想根植于中國固有宇宙觀與時空觀，從此古代中國由文化“多元一體”走向國家“一統多元”的發展道路；對齊政樓取義于堯舜禪讓，忽必烈是堯舜的傳人，元代與歷朝歷代一樣都是中華正統的延續的論證意義非凡；此外，書中對天文歷法、術數等具體問題的精細論述令人深受啟發。他提出三點思考與王軍先生討論。第一，忽必烈對中華文化的接受不會太早，應該有一個推進的過程。在元大都建造之初，忽必烈對漢文化接受度有限，甚至不懂漢語，他如何對儒家觀點加以接受和推行？本書以“堯風舜雨”為名，值得再斟酌。關于正統論，元朝奠定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版圖，具有重要歷史意義。自秦始皇統一中國，無論哪一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中華正統自居。中國傳統史學堅持“大一統”的主導思想。即使是分裂時期傳統史家也不認為大一統受到破壞，而以正統代替大一統。政權的統一不復存在而文化、經濟、觀念的一統依然延續。正統觀核心在于堅持天下一統的觀念來看歷史，把中國歷史發展看做一個有機整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髓。文化超越種族，將中華大地上不同族類凝聚為統一的中華民族。受到漢族士大夫的勸諫和影響，忽必烈尊重和欣賞中華文化，大力尊孔興學、培養漢文化人才，但他對漢文化的接受有一個推進的過程。元大都的規劃和建設之時，是忽必烈繼位和遷都之初，他對儒家思想接受程度值得思考。聯系以上認識，本書以《堯風舜雨》為名還應當琢磨。第二，元大都規劃依據《周禮?考工記》的證據不足。如今普遍認為元大都的規劃依據了《周禮?考工記》。元代作為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其統治前期，意識中缺乏“左祖右社”等漢文化的思想認識。因此認為元大都規劃依據《周禮?考工記》是一種誤讀。第三，當下大家所使用的《元大都平面圖》不可為據。例如，按照該圖元大都城周大約兩萬八千六百米，折合約等于七十七到七十八元里，這是徐萍芳所測量的數字。然而陶宗儀所著《南村輟耕錄》為抄錄官方文獻《經世大典》而來，其中明確記載大都城周六十里，與之不符。如何處理考古學的解釋與歷史文獻的關系，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接著王子林研究館員作了發言，剛才聽了王軍老師的介紹，以齊政樓為出發點，結合《尚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將元大都的研究引申到對傳統文化的思考上，旁征博引，為我們厘清了建筑背后的文化統緒，眼光獨特，意義非凡，使我們受益匪淺，獲益良多。接下來王子林談了自己對齊政樓區域建筑布局的看法與大家共同探討：《析津志》一記“鐘樓，京師北省東，鼓樓北”，二記“齊政樓……北，鐘樓”，三記“齊政樓也，更鼓譙樓，樓之正北，乃鐘樓也”，使人們容易產生鼓樓就是齊政樓的認識。王子林認為元初鼓樓不是齊政樓，首先，《元一統志》記鐘、鼓樓建于至元九年，具體位置不詳，但沒有提到齊政樓，也沒說鼓樓就是齊政樓。25年后即大德元年鼓樓重建，也沒提到齊政樓。鼓樓和齊政樓發生關系是在元末，出自《析津志》的記載。究竟是何原因讓二者走到了一起呢？明初《圖經志》的一則記載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稱當時的鼓樓舊名齊政樓，也就是說齊政樓改名為鼓樓了，說明齊政樓和鼓樓不是同一座樓。其次，鐘樓復建于明永樂十八年，后毀于火，乾隆十年重建，乾隆稱構用新制，俾規制與鼓樓相稱，即改用磚石結構，在高度上保持與鼓樓一致，可知原鐘樓的體量比現在的鐘樓體量要小很多，特別是高度要低很多，從而證明元初鼓樓的體量根本沒有現在鼓樓這么龐大。第三，鐘鼓樓應該是東西相望的布局，以符合傳統鐘鼓樓的建置制度。元大都有三對鐘樓和鼓樓，其中有兩對位于元大內中，據《南村輟耕錄》記載一在大明殿前，一在延春閣前，鐘、鼓樓呈東西分布，這應該是一種固定的設置制度。北中書省東的鐘樓和鼓樓布局，不可能超越大內規制，而變成南北對峙，而且還兼具齊七政的政治正統功能，所以它們也應該是東西分布。如果追溯到北宋，《事林廣記》 “京闕之圖”中的鐘樓和鼓樓是建在文德殿外文德門內東西的，與中書省緊鄰，以示宰相勤于政務。張憲《登齊政樓》提到“層樓拱立夾通衢”，據此鼓樓應在鐘樓的西邊即舊鼓樓大街的西邊，一東一西，以形成夾通衢之勢，并緊臨中書省，以與宋代制度相同。第四，王銳英老師《元宋褧詩文賞鑒及對元大都中書北省即翰林國史院位置的推測》一文通過對供職于北中書省的宋褧的大量詩作的考證，認為北中書省位于鳳池坊內北，與鐘樓緊臨。鳳池代指宰相，所以北中書省位置的確定十分重要，故《析津志》有“至元四年，世祖皇帝筑新城，命太保劉秉忠辨方位，得省基”的記載。第五，李洧孫獻《大都賦》有“都省應乎上臺，樞府協乎魁躔”，北中書省與天上的文昌三臺星對應，文昌是天庭的宰輔；樞府指大都府、巡察院、崇仁倒鈔庫等國家官署，“協乎魁躔”即與北斗之魁相連，也就是說大都府、巡察院、倒鈔庫對應斗杓，那么斗魁則應在齊政樓和鐘樓等建筑處。在天空中，北斗之天樞星和天璇星，與文昌三臺星相望，恰似齊政樓、鐘樓與北中書省隔舊鼓樓大街相望一樣，這才是劉秉忠辨方正位得省基的目的。所以這一區域的空間布局應是遵循了這樣的天象。


　　周乾研究館員認為，王軍先生的著作通過論述元代的都城規劃，及其過程中所體現的古代的禮制、天人合一理念、科學等，傳達了本書的目的即希望古代建筑規劃營建文化得以傳承下去。本書不僅文獻引用量大，一個重要的啟發是其對傳統文化的歸納論證。書中所論及的以元代都城規劃為重點關注對象的建筑營造理念、《周禮》、《周易》、“天人合一”思想、風水理念等都屬于傳統文化范疇。文化區別于科學和迷信，文化是主動的，通過一定的狀態和行為讓我們了解和解讀歷史，這也是今天國家大力倡導傳統文化的原因。本書中對古代皇權文化、星象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進行了較為完整的歸納，是學習傳統文化的寶貴參考資料。歷朝歷代以來，工匠通過口承制的方式流傳下來很多建筑的口訣，其中所包含的建筑比例和數量體量充滿了天人合一、等級禮制理念，并通過元大都為代表的都城的規劃營建得以體現，這就是文化的傳承，一直保留到現代社會。本書通過元大都講述中國古代城市的規劃，是對古代科學、技術、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匯總和呈現。


　　張淑嫻研究館員接續周乾先生的話題發表觀點，認為，元大都的規劃源于精通漢文化的大臣，即經學；規劃圖的繪制由工匠設計師完成，為匠學，即王軍所說經學與匠學的結合。此外，她贊同書中論述的中華傳統文化縱向傳承的脈絡，認為元大都的設計遵循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的大脈絡，稱為“堯風舜雨”并無不妥；但同時也應該認識到，文化縱向傳承同時也有橫向發展，每一朝代都有發展變化。例如以往認為紫禁城規劃參照了《周禮?考工記》，但除了“左祖右社”，紫禁城與《周禮?考工記》在其他方面并不十分符合。乾隆時期來自西洋的通景畫、鏡子等各種事物傳入中國，使得室內設計產生了很大變化，這是橫向吸納的過程。縱向的軸是中國文化的精髓，而不同歷史時期又有自己的發展。文化縱橫兩個方向發展構成了文化的內涵。本書立足元大都，實際上也有著縱橫的跨越。張淑嫻還提出，希望王軍老師未來能就元大都與明清紫禁城的關系進行梳理，發表更多精彩論著。


　　徐斌博士分享了閱讀感想。她認為閱讀本書最重要的收獲在于研究思路的啟發。空間科學是成熟較早的科學，延續時間長，在時代更迭中變化較小，王老師的研究提示我們跳出以同時代文獻做同時代研究的思路，以前代或更早的文獻材料來進行現代空間模式的研究和溯源。本書將元大都的建造與更早時期的堯、舜相聯系，從沒有文字記載的遠古時代到元大都的營造，提煉出一以貫之的空間模式，突破了一般思路，很有價值。同時她也提出，元大都缺乏考古實證，這是與之相關爭論的主要來源；不同時代以及不同人記載的文獻也有差異性，這些共同造成了元大都討論的豐富性。目前對元大都中軸線、南北邊界等的爭論一直在繼續，在此基礎上進行復原有一定難度。她提出幾點思考：第一，本書的貢獻在于通過文獻和實地考證，把元大都鐘樓、鼓樓、中書省、中心閣等重要的點都列了出來，很有說服力。但具體問題還有一些，如書中所繪制萬寧寺的范圍稍小，作為和太廟等同等級宗廟，萬寧寺范圍應該擴大。此外，書中所引用文獻材料的細節也需要再斟酌等等。從元大都規劃建造的軌跡來看，耶律楚材、郭守敬、劉秉忠等人有很大貢獻，其中的漢化脈絡非常明顯。且三者的思想應有一定聯系。第二，對元大都軸線北偏西“避讓說”的思考。她提出對元大都軸線與金中都軸線關系、“避讓說”出現時間與秦漢以后北極的變化關系等問題的思考。第三，“六比九”等數字比例如何在建筑規劃中得以體現。探索古代建筑中的數字被賦予的內涵，應該如何把握好有一個度的問題。第四，元代社稷壇的修建比較晚，社稷壇是崔鈺的建議，他的思想與元大都最初規劃者劉秉忠的思想并不一致，修建者不能代表劉秉忠的思想。

　　李文君研究館員就討論的熱點問題——忽必烈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學術界有“忽必烈附會漢法”的專有名詞，與忽必烈逐漸接受漢文化的認識相反，這種觀點認為忽必烈由早年的相信漢法轉到晚年的回歸蒙古文化。對漢法的接受，源于忽必烈繼位時借助了來自中原漢族力量的支持。由此可以認為，在建造元大都之時忽必烈是接受和相信漢法的。李文君認為本書通過對元大都的討論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回答了元朝是否為“正統”；第二，論證了從新石器時代至今建筑規劃思想傳承下來而沒有中斷。對重大問題的關照使得本書所承擔的任務非常重，因而不能強求其對所有內容都全面涵蓋。

　　最后，王子林對本期討論做了總結。王軍先生新著《堯風舜雨》一書眼光高遠、內容充實、文獻引證豐富。從《堯典》出發，對史料進行梳理，發掘文明的本質，形成一套完整的規劃思想，上升到了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思考。本次活動大家匯聚一堂，各抒己見，進行學術爭鋒，這本是學術最基本的常態，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學術的意義。本次討論使我們有以下三點啟發：第一，王軍先生的書嘗試通過解讀元大都的規劃思想，進而上升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解讀。我們要學習王老師學好經學和史學，通過這扇大門，可以打開對傳統文化的全新認識。第二，研究古代建筑和城市規劃需要掌握天文學知識。中華傳統文化作為農耕文化離不開天文知識。其中首先要了解星象，天空中包括三大星象空間，第一個空間是北極恒顯圈，是不動的；第二個是二十八星宿軌跡，是運動的；第三個空間是金木水火土行星的運行空間。如何學習天文知識？一方面要學習《中國天文史》等天文學相關的著作、二十四史的《天文志》，熟悉天文圖等，同時要結合實踐，觀察夜晚的星宿。如果對星象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扇大門將對你關閉，你可能是站在門外的。第三，對傳統數字的掌握。王軍的書中對中國傳統數字的含義進行了解讀和發掘，這一點非常重要。通過本期學術爭論，不僅加深了對元大都的認識，對明代北京城和紫禁城的研究也有幫助，希望下一期的論題也延續這種學術爭論。

　　期間主談嘉賓還圍繞齊政樓的建造年代，元大都與《周禮?考工記》的關系，古人測量空間和時間的方法，“大一統”思想內涵，天文學與星象知識，傳統文化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充分而熱烈的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學術討論與爭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能夠促使研究向著更加客觀的方向發展，是學術增長和提高的重要路徑，是“紫禁論學”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