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5日，故宮研究院在建福宮花園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成立中國書法研究所,并發布多項研究成果。來自文化部科技司、外聯局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及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相關領導出席了發布會。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宋紀蓉主持發布會。
　　會上，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介紹了故宮研究院建院兩年半來的發展歷程，提出研究院的學術工作應當引領故宮博物院各項事業發展。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重點介紹了故宮研究院建立以來在海內外學術出版的學術成果、近期重大科研項目，及下一階段工作計劃。
　　一、中國書法研究所成立
　　故宮研究院成立中國書法研究所，旨在以此為研究平臺，深入發掘故宮收藏的數萬件法書碑帖藏品的文獻價值、藝術審美價值，在學術研究和書法藝術創作兩方面開拓出新的局面，為當代書法藝術發展和書法理論研究提供更好的借鑒。
　　中國書法研究所成立后，將開展培訓、研討、研究及各類書法活動，聯絡國內外書法界同仁，影響廣大書法愛好者，讓公眾看到古代優秀的書法傳承和藝術造詣，推動當代書法藝術的發展。
　　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出席成立儀式，并受聘為中國書法研究所名譽所長。申萬勝、趙長青、趙學敏、王登科、陶然、朱培爾等十位書法界專家受聘為中國書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張志和擔任所長。
　　中國書法研究所成立后，將首先將組織專家力量整理研究養心殿區域的匾額和對聯，并組織學術力量對書法藏品及相關文獻、文物進行深入研究，擴大故宮博物院的文化影響力。其次，開展書法培訓和研討活動。故宮博物院收藏有豐富多樣的書法藏品，而且書法藝術有自身特點，其中草書和篆書的辨識有較高難度，非專門研究者難以釋讀。因此，研究所將在探討和研究中逐步提高青年業務人員的釋讀能力。再次，中國書法研究所將開展面向中小學的書法教學，加強與國內外書法研究和書法教學機構的溝通與交流。
　　二、故宮研究院發布階段性學術成果
　　自2013年10月成立至今，故宮研究院已經形成了一室十五所的布局規模，并且取得了階段性的學術成就。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介紹，在兩年半的時間里，經過故宮研究院全體專家學者的辛勤努力，實施了若干具有故宮學術特色的科研項目，至少已經出版了百余種學術專著。這些專著在學術范疇上，包括了明清歷史與宮廷史、考古學理論與專項考古、古文獻整理與研究、古代宮廷繪畫與藝術、中國書法藝術研究與創作、清代藏傳佛教歷史與藝術、文學藝術創作等諸多領域，突顯了故宮在這些領域的研究優勢與創作繁榮。
　　故宮研究院目前承擔著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即《新中國出土墓志》（第二期工程）、《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與研究》。在古文獻研究所主持下，工作進展順利，已經推出階段性標志成果《新中國出土墓志?江蘇》[貳]、《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叁],《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謝伯殳卷》和《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馬衡卷》也將從2016年開始陸續推出。此外，古文獻研究所與長沙簡牘博物館合作整理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捌]也已陸續出版。
　　由明清宮廷制作技藝研究所牽頭，故宮博物院多個部門業務人員通力合作，匯集院藏家具2000余件，全面展示故宮珍藏家具的《故宮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目前已經基本完成二十卷本的整理與出版項目。這項出版工程在明清宮廷家具制作技藝展示與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
　　陶瓷研究所一直以來進行的全國范圍內的古陶瓷窯址調查，迄今完成了對全國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古陶瓷窯址的調查，采集標本約5萬片，其《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系列叢書目前已推出十一卷、十四冊。
　　另外，以劉雨先生為組長的“唐蘭全集”項目組，經過八年多的努力，最終十二冊、四百余萬字的《唐蘭全集》已出版。王連起主編的《故宮藏清內府抄本合編石渠寶笈》、楊新等合著的《清明上河圖》新論、余輝的《隱憂與曲諫——清明上河圖解碼錄》等相關學術成果烘托起《清明上河圖》研究新高潮。《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精品集》（十卷本英文版）是目前國內博物館編纂的規模最大的英文版圖文集，面向英語國家地區介紹中國文物與中華文明。
　　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國劇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藝術研究院院長孫萍受聘為故宮研究院宮廷戲曲研究所名譽所長，并介紹了戲曲研究所成立以來的學術進展和海外傳播成果。今年“兩會”，孫萍與40余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建議設立“中國戲劇日”，并擬將故宮宮廷戲曲文獻檔案及文物遺存申報世界記憶遺產。
　　三、考古研究所發布多項故宮考古成果
　　故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李季發布了故宮考古新成果。考古研究所成立兩年來，依循考古學研究規律，結合故宮博物院實際，在紫禁城內宮廷建筑考古、參與江西景德鎮御窯遺址皇家遺存考古及參與印度考古等方面均取得顯著成績。
　　1、紫禁城內宮廷建筑考古重要發現：
　　（1）首次發現元代地層
　　隆宗門以西發現的一組遺存，是近兩年來故宮考古的突破性發現，其層位關系由晚及早分別為：清中期的磚鋪地面和磚砌排水溝；明后期的墻、門道基址、鋪磚地面、磚砌磉墩和明早期的建筑基槽；最下層的素土夯筑層和夯土鋪磚層基槽。最下層的這組遺存從層位關系判斷為該遺址最早的一組堆積，結合其包含物推斷其年代指向為元代，是故宮考古的首次重要發現。這組疊壓關系清楚的元明清遺跡，堪稱故宮“三疊層”，是古今重疊式城市考古的一次成功實踐。此發現在故宮發展史上具有標志性作用，對研究紫禁城元明清三代和北京城中軸線變遷，乃至紫禁城歷史及中國古代建筑史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故宮作為皇家遺存，處于元明清的核心地帶，具有唯一性；而隆宗門以西的“三疊層”，也具有唯一性，是學術研究和保護展示的重要遺存，對于由“平面的故宮”走向“立體的故宮”意義重大。
　　（2）考古發現以往未知的大型宮殿建筑基址
　　慈寧宮花園東院遺址大型宮殿建筑基址由地釘、樁承臺、磉墩、夯土層、夯磚層等遺跡構成，是一處保存較好、規模宏大、工藝考究的宮殿建筑基址，推測其時代為明早期，為研究紫禁城歷史和中國古代建筑技術提供了新的資料。
　　（3）首次通過考古揭示宮廷御用瓷器碎片埋藏坑
　　位于紫禁城西南角的南大庫瓷器埋藏坑，是首次在紫禁城內發掘出土有意識埋藏的御用瓷器碎片坑。首次從考古學上證明了皇帝對御用瓷器從生產初端到使用末的全程壟斷；首次在宮廷區域內發掘出土嘎巴拉碗，補證了文獻所記這類法器殘損、收庫保存后走向的缺環，為研究清代宮廷作坊的管理體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2、與景德鎮御窯遺址合作考古
　　考古研究所與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聯合發掘，發現了大量較為完整的正德官窯釉上彩半成品堆積，并發掘出土了部分釉上彩顏料、配制釉上彩的原料，這在景德鎮御窯考古發掘中尚屬首次，具有填補空白的重大意義，也為研究明代官窯釉上彩制作工藝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本次發掘成果也在《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2期公布。
　　3、考古研究所兩次赴印度進行合作考古
　　考古研究所參與了印度喀拉拉邦帕特南遺址（Pattanam Site）和奎隆港口遺址（Kallam Port Site）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帕特南遺址作為印度西南海岸邊的一處聚落，具有東、西文化交流、影響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對該遺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系統研究，不僅對重建印度西南沿海地區古代歷史的重要基礎工作意義重大，也對深入認識柯欽地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的歷史大有裨益。奎隆港口遺址出土有十至十六世紀的中國瓷器殘片及千余枚中國古錢幣，反映出以瓷器為代表，這一時期中國與該地區有過貿易高峰期，從而對南印度歷史及其在東西方交通、商貿史上的地位有了新的認識。相信隨著合作的深入，學術成果更加豐碩，社會影響愈加深遠。
　　4、在近兩年來的工作中，故宮考古工作逐步形成如下共識：
　　（1）故宮是認識北京、認識古代城市規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把紫禁城考古作為大型綜合課題，以北京古代都城的城市考古為宏觀指導，以逐年配合院內工程建設進行考古發掘為切入點，逐步拼綴、完善紫禁城地下文化遺存地圖，深入解讀其分布、結構和關聯，是故宮考古工作的主要方向。
　　（2）作為“平安故宮”工程的一部分，故宮院內考古始終堅持最大限度保護遺存、最小干預原則，盡可能利用各項維修工程的坑道、管渠等剖面，以隨工程進行的方式，所有考古發掘均貫徹“見面即停”理念，發現遺跡先不急于向下發掘，耐心、謹慎地揭露其范圍、層位與性質，并研究實施科學保護方案。
　　（3）運用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對考古出土文物及院藏文物進行研究，也是故宮考古的重點方向。比如《中國陶鬲譜系研究》的出版便是開創性的成果；對院藏傳世青銅器的研究已經立項并開展工作。
　　（4）故宮考古依托故宮博物院內諸多不同專業的學術和技術力量，力爭在建筑考古、科技考古、數字化及文物保護等方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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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宮

建福宮，面闊三間，卷棚歇山頂，黃琉璃瓦綠琉璃瓦剪邊，帶周圍廊。前檐廊左右與抄手游廊相接，左右廊可通至第二進院。室內明間為寶座，東西次間為休憩之處。室內裝修為金漆描繪，紫禁城建筑中甚為少見，堪稱精品。乾隆皇帝贊其建筑“儉樸而不至陋，環境幽雅而匪遐。”

故宮研究院

2013年10月23日成立的故宮研究院是以開放的學術胸襟、創新的機制接納國內外學術界熱心于故宮學術研究的人才，與院內的專家學者共同構建的高端學術研究平臺。故宮研究院成立后，將深入開展對明清宮廷文化和院藏文物、檔案的研究，組織實施國家和我院的重大科研課題項目，搭建兩岸故宮的科研合作平臺，在國內外積極開展博物館館際之間和與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的學術合作與交流，不斷培植新生的學術力量，以此全面帶動學術研究、展覽和出版等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努力成為文博界學術研究的重鎮。
故宮研究院下設一室一站四所五中心，即研究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故宮學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獻研究所、明清檔案研究所和《故宮博物院院刊》編輯部，并聯系故宮博物院的古書畫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明清宮廷史研究中心、藏傳佛教文物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在我院初步形成覆蓋全面、專業突出和梯次完備的學術團隊。

類書

類書是把眾多書籍的內容按不同門類分別析出，把相同門類的資料集中，然后按門類排列起來。就內容廣泛這一點來說，類似于今天的百科全書，但它與百科全書又不同。百科全書是按學科列條目，然后予以準確的科學解釋，后附參考書目，而類書則主要在某一門類下摘錄有關書中的資料，一般不作敘述和解釋，恰當地說，是百科資料匯編。我國歷史上最早編纂的類書，要算魏文帝時的《皇覽》，后來歷代都有，可惜亡佚了不少。

法界

指意識所緣對象之所有事物。為十八界之一。據《俱舍論》卷一載，受、想、行三蘊與無表色、無為法、稱為法界；于十二年中，則稱為法處。然十八界中其他十七界也稱為法，故廣義泛指有為、無為之一切諸法，也稱為法界。

養心殿

考古學

考古學屬于社會科學，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在各種活動中所遺留下來的遺跡、遺物來研究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科學。

藏傳佛教

中國佛教兩大派系之一，形成于藏族地區，發展、傳播于藏、蒙、土、裕固、納西等少數民族地區，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 7世紀佛教傳入西藏，松贊干布、赤松德贊等幾代贊普支持佛教，翻譯佛經，創建桑耶寺，佛教有了初步發展。 9世紀中葉，朗達瑪上臺興苯滅佛，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10世紀后期佛教又從阿里和多康地區復興，根據不同的佛法傳承，形成寧瑪、噶丹、薩迦、噶舉等眾多教派。元朝以后，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在中央政府扶持下曾先后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統治權。藏傳佛教中有由《丹珠爾》、《甘珠爾》兩部分組成的藏文《大藏經》，其寺院組織嚴密，學經制度健全，修行上“顯密并重”。以無上瑜伽部密法為最高最深之法。

殷墟

商王朝后期都城遺址。位于河南省安陽市西北洹河兩岸，面積約24平方公里。遺址發現于20世紀初，1928年正式開始考古發掘，較著名的遺址墓葬有婦好墓、武官村大墓、侯家莊墓等。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馬衡

馬衡（1881—1955年），字叔平，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工八分書，喜刻印，尤喜蓄青田石章，收藏書畫碑版甚富。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門學考古研究室主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主持過燕下都等地的考古發掘和調查工作。對秦石鼓、漢魏石經及古代度量衡等方面的研究頗有貢獻。著有《漢石經集存》、《凡將齋金石論叢》等。1928年輯自刻印成《凡將齋印存》二冊。《廣印人傳》有載。

叢書

是把兩部以上的書合在一起出版，再統命以新書名的書。按所包括的書之性質劃分，又可以分為幾種類型。我國古籍中常用的分類法是把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部分，一部叢書所收子目書包含其中兩個部類以上的稱為匯編叢書，如《四部叢刊》；子目書都是屬于一個部類的，稱類編叢書，如《二十四史》，24種書都是屬于史部的，如《二十二子》，22種書都是屬于子部的；所收子目書都是一個人著的稱自著叢書，如《曹月川先生遺書》；所收的子目書的著者都是某一個地方的，或內容都是關于某一地方的，稱郡邑叢書，如《遼海叢書》。中國的叢書始創于南宋，俞鼎孫、俞經的《儒學警語》是最早的一部。

內府

職官名，見《周禮·天官》，執掌貢賦貨藏，以供邦國之用。后泛指皇家府庫或宮廷。

石渠

西漢高祖四年（前200年），蕭何在未央宮正殿北（今西安市未央區柯家寨村西）建造國家藏書機構，以收藏入關所得秦之律令、圖籍。其下砌石為渠以導水，因稱“石渠閣”。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詔太子太傅蕭望之，諸儒韋玄成、施讎、梁丘臨、戴圣、劉向等，于閣內講五經異同，增立博士。至成帝時藏秘書于此。此后，“石渠”便成為皇家收藏圖書典籍之所的專稱。

內府抄本

明清宮廷里設有專人抄書，均用朱絲界格，工楷繕寫，所抄的書稱“內府抄本”或“內府寫本”。

石渠寶笈

清乾隆、嘉慶間宮廷書畫著錄書，共有三編，初編成書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續編成書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卷；三編成書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一百二十冊。書中收錄了清朝宮廷所藏五帝御筆、歷朝書畫、本朝書畫以及少量的碑帖和織繡作品近萬件。

景德鎮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位于江西省東北部，原名新平，因地處昌江東南，故又名昌南鎮，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改稱景德鎮，以皇帝年號名。景德鎮地處群山環抱之中，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歷史上曾以瓷、茶而聞名中外。瓷、茶并茂，工商輻輳，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曾與湖北的漢口鎮、廣東的佛山鎮、河南的朱仙鎮并稱我國古代四大名鎮。文獻記載景德鎮制瓷始于漢代，但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瓷窯遺址為五代時期。明、清以來，隨著歷朝皇帝在景德鎮設御器（窯）廠，專門燒造宮廷用瓷，帶動了民營瓷業的發展和繁榮，于是，天下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鎮，景德鎮也因此博得“瓷都”之美譽。